钟粟的回答很简单，大宋的国库收入，好大一部分来自商业税收，为什么还要看轻商人？

吃人家的饭，花人家的钱，还要看轻人家，这是哪门子逻辑？

这样的理由，大宋的读书人自然是不认可的，但却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来驳斥。

钟粟心里明白，要怪就只能怪大宋把读书人太惯了，简直都要惯到天上去了。

久而久之，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读书才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事业，其余的都是渣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