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耕的逻辑很清楚。

大唐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，其官员断案，讲究一个情礼法的结合。

情者，人情世故是也。严武这个案子，讲情是没法子讲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

讲礼更没儿讲，父亲杀儿子，需要理由吗？孔子只教大家“小仗受，大仗走”，可没说父亲会什么样子。

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讲法了。

法还是比较好讲的，从法律的角度讲，严武一点罪责都没有。现在大唐最应该讲究法律的，毫无疑问，就应该是御史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