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大连总部，我还没来得及处理自己安排的事儿，就被白良他们兴冲冲的拉去拍照片儿。

这回可不能说他们不分轻重缓急，拍照片儿这事儿，比我手里那些看似繁复重大的工作，更敏感更紧急。

总部大厦五楼某个停业多年的理发室里，我坐在古典沙发椅上，由芬妮忙前忙后的做着造型。通过镜子能看到在后面烫头机下面烘着的白良，我问他：“白银级超难公司得拍合影，黄金级超难处置者得拍定妆照，以前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些规矩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