湄公河畔的谈判桌上，空气仿佛凝固。

东南亚某企业CEO阮文雄将文件摔在桌上：“你们的专利就像西方的殖民枷锁，我们穷人连治病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吗？”

韩司铭注意到对方袖口露出的旧伤疤，那是疟疾留下的痕迹。

他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打开投影仪，播放起基因工程初期的珍贵影像：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团队在简陋实验室里反复调试“争气一号”显微注射仪，画面右下角跳动的日期显示着1990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