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这时，我恰好接到了医院的电话。

母亲的病突然加重，我顾不上老警察在我耳边的唠叨，抓起一边的衣服就往外走。

等我到了医院，处理好了一切，我看着手术室的门，整个人都烦躁不已。

我攥着缴费单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护士站的挂钟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。

重症监护室的红灯亮得刺眼，母亲今早突然恶化的心衰指标就像一把钝刀，割着我的神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