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第一次做法律援助的那年，带着一份过期的劳工合同和一名伤了腿的工人，在这条巷子尽头的简易法庭上坐了一整天。

没人看好她。

她那时候才二十四岁，背的法条生涩，辩论逻辑也不成熟。

对面代表的是本市一家有名的物流公司，律师团三人，她自己一个人。

她输了。

那是她唯一一次在法庭上哭，不是在庭审过程中，而是在结案之后，法官离席，她独自坐在长椅上，等着那名当事人的家属过来接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