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寒料峭，太常署中堂灯火未灭。

杨洪披着青袍立在讲壁前，面前是一张展开的制令图卷，案上摊着三十七封来自六部的附议文案。

这些附议不是请封储君，而是请“立制护权”。

用词小心，措辞周全，却绕不开一个核心指向——东宫已摄政，若无明令在册，则天下法制失据。

这是继“以身论道”之后的第二轮体系进攻。

比起第一次以道德名义破局，这一次，是以“制度缺口”为由，向皇帝——讨一张“补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