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县城日报》的油墨，在这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，就是思想的风。

赵兴邦那篇《谁的乡愁？》，像一粒被精心包裹着火星的蒲公英种子，飘进了县城每一个识文断字的角落。

它没有在街头巷尾引起太大的波澜，因为对于那些终日为三餐奔波的百姓而言，“文化”与“乡愁”，是过于奢侈的词汇。

然而，这篇文章，却精准地，点燃了另一片更关键的、看不见的草原体制内的“读书人”圈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