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只是抬起头，看了一眼窗外那阴沉沉的天，淡淡地说道：“刺刀，已经顶到胸口了。现在，就看谁的心，更硬。”

他没有再去找马国良理论，也没有去搞什么“现场演示”。

因为他知道，在绝对的资本和行政命令面前，这些都已毫无意义。

他叫来了孟山，和那个已经快被逼成“自己人”的文化局副主任，赵兴邦。

“孟山，”

他指着那五辆刚刚卸完货、还停在厂里的卡车，“去找最好的油漆师傅，在每一辆车的车身上，都给我刷上最大、最红的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