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发酵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

第二天，“年度最狠心父亲”登上了所有本地新闻的头条。

视频里，周允城哭晕在法院门口。

舆论一边倒地对我进行讨伐。

我开在老城区的那家小的面馆，被人用红色的油漆泼满了“狼心狗肺”、“不得好死”的字样。

卷帘门被人踹得凹进去一大块，门缝里塞满了垃圾和动物的尸体。

房东一大早就打来电话，语气很差，让我赶紧滚，别连累他的房子被人烧了。

我默默地挂了电话，开始收拾东西。

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。

这个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里，除了几件旧衣服，就是周允城从小到大用过的东西。

他考上重点高中的奖状，他第一次参加钢琴比赛的获奖证书，他画的第一幅画，用一个歪歪扭扭的相框裱着。

这些东西，他搬去学校宿舍的时候，一样都没带走。

他说，嫌丢人。

我把那幅画小心翼翼地取下来，用报纸包好，放进我的帆布包里。

手机嗡嗡地响个不停，全是陌生号码的辱骂短信和骚扰电话。

我划开一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这种垃圾怎么不去死？生了孩子不认，你配做人吗？”

我面无表情地删掉，关机。

傍晚的时候，门被敲响了。

我以为是房东来赶人，打开门，却看到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男人，手里拿着相机。

是个记者。

“蒋先生，我是《城市前沿》的记者，我想......”

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关上了门。

门外的人锲而不舍：“蒋先生，我们只想了解真相！周允城说您从小就虐待他，让他吃不饱穿不暖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他说您为了省钱，在他发高烧的时候都不让他去医院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您为什么不愿意回应？是心虚吗？”

我靠在门后，听着门外一句句的质问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

虐待他？

我笑了。

为了让他能上最好的辅导班，我一天打三份工，凌晨四点去早市给人卸货，白天开面馆，晚上去餐厅刷盘子。

有一次我累得在后厨睡着了，手插进了滚烫的汤锅里，到现在，手背上还有一道狰狞的疤。

为了给他买那架他梦寐以求的钢琴，我卖掉了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一个金手镯。

他说他发高烧我不让他去医院。

是，那天我确实没让他去。

因为那天晚上，我也烧得快要昏死过去，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。我让他帮我倒杯水，他却站在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怎么还不死？死了我就解脱了。”

门外的记者还在喋喋不休。

我缓缓地滑坐在地上，把头埋进膝盖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