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和奶奶从村头麻将馆回来了。

他们看见我跪在堂屋门槛外的石阶上，只是皱了皱眉。

奶奶提着刚买的豆腐，侧着身子从我旁边挤过去，嘟囔了一句：“挡道。”

屋里冷锅冷灶。爷爷把旱烟杆往桌上一磕：

“不做饭是想饿死老子？你妈人呢？”

我低着头不说话。

青石台阶硌得膝盖生疼，刚才被踹过的腰直不起来了。

爷爷见我不吭声，火气更大了，抄起扫帚就往我背上抽：

“哑巴了？”

我猛地咳嗽起来，一口血沫子溅在台阶缝里。

爸爸提着裤腰从里屋出来，满脸戾气：

“妈的，那娘们跑了，就剩这个小贱种！”

奶奶把豆腐放进碗柜，瞥了我一眼：

“让她去做饭吧。总不能饿着肚子。”

“我已经让几个堂兄弟骑摩托去找了。”

爸爸冷笑，“这十里八乡都是熟人，看她能跑到哪去。”
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
妈妈，快跑。

在他们找到你之前，跑到镇上找肖老师。

肖老师是我们学校新来的支教老师。

以前我也曾向老师求助过，他们最初都很气愤，最后却都拨通了我爸的电话。

电话那头，爸爸总是那套说辞：

“娃儿皮实，磕磕碰碰很正常。”

“老师放心，回家肯定给她抹红药水。”

挂断电话，等待我的是变本加厉的拳脚。

只是从此，伤痕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——

胸口、后背、肚皮，成为他无声的警告。

后来，我再也不敢开口。

直到肖老师来到我们班，教思想品德。

她从我总是沾着血沫的作业本，从我躲闪的眼神，从烈日下仍包裹严实的衣衫里，看出了什么。

那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轻声细语地问我。

我鬼使神差地卷起袖子，露出那些烟头烫的旧疤。

她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小心翼翼地把我搂进怀里，伸手就要拿手机报警。

我按住她的手。

“没用的。上次关了他三天，回来打得更狠。”

我们不是没报过警。只是家务事，判不了重罪，只会换来更深的绝望。

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轻轻擦掉我的眼泪：

“记住，有任何需要，随时来找我。”

我拖着身子爬进灶房，踮脚从水缸里舀水淘米。

水声哗哗中，一滴混着血丝的唾沫落进米盆。

爷爷冲过来照着我后脑就是一巴掌：

“败家玩意！米都糟蹋了！”

他揪住我领子往锅台上按：

“存心恶心人是不是？当年要不是我家收留，你妈早饿死在路边了！”

“两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整天想着跑！真是白瞎了大米！”

奶奶慢悠悠踱到灶房门口，倚着门框磕瓜子：

“跑了又怎样？报警又怎样？警察见了她那疯样，只会当是精神病发作。”

爷爷一把将我摔在地上，洗米水泼了一地：

“听见没？等把你妈抓回来，有你们好受的！”

奶奶不情不愿地系上蓝布围裙，经过时用脚尖踢了踢我：

“还不把地上擦干净？”

爷爷满意地哼了一声，转身打开电视。

雪花屏的嘈杂声混着他粗哑的咳嗽，填满了整个堂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