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比死亡更冰冷，也更彻底的最终计划浮现在脑海。

这个计划需要外部的帮助。

在一次傅承聿亲自陪同的的产检中，我借口需要单独留尿样本，在医院的洗手间里，用事先藏好的，无法被追踪的预付费手机，发出了唯一一条信息。

联系的对象，是哥哥入狱前留给我的一个绝对可靠的，已移居海外的兄弟的隐秘渠道。

信息内容经过加密，只传达了最核心的诉求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