妈妈常说，社会上的苦要比生活上的苦，苦一百倍。

为了让我适应社会。

她把发霉的剩饭逼我咽下去，炒菜时故意关掉油烟机让我站在旁边猛吸。

还让舅舅扮演坏人尾随我。

美其名曰抗毒训练。

长期的霉菌摄入和油烟熏呛，早已把我的肺和胃蚀空了。

我知道自己得了癌，时日无多。

但这天深夜，当冰冷的刀尖真的抵在腰间。

我还是颤抖着拨通了她的电话。

我哭着喊：“妈，救我，有人要杀我。”

听筒里传来的却是她不耐烦的冷笑，甚至还有嗑瓜子的声音。

她说：“又要玩这套？上次是舅舅尾随，这次改成持刀歹徒了？”

“你的剧本编得越来越烂了。”

我拼命解释这是真的，哭着求她快报警。

她却只当这是我为了逃避今晚补习班的借口。

“如果是真的，你就自己想办法谈判，这也是对你应变能力的考核。”

电话被挂断了。

随之而来的是歹徒的狞笑和刀锋刺入皮肤的凉意。

......

意识模糊中，我听见巡警的怒吼：“干什么呢！”

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，和救护车的鸣笛。

我在医院昏迷了两天。

醒来时，病房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临床的阿姨在削苹果。

她看我醒了，连忙问我。

“小姑娘，你家里人呢？警察都来两趟了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嗓子干哑得说不出话。

直到第三天傍晚，妈妈陈白英才姗姗来迟。

她推门而入看到缠满绷带的我，脸上没有任何惊慌。

她走到床尾，拿起挂着的病历单，仔细翻看了一遍。

那一刻，我看到她握着病历单的手指紧了紧。

“还好......”她低声嘟囔了一句，

“没伤到根本。”

然后，她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缝了八针，没伤到内脏。”

她放下病历，拉过椅子坐下，语气平淡。

“虽然受了伤，但这证明我的训练有效，至少你活下来了。”

我看着她，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。

我费力地掀开被子，想让她看看我腰上狰狞的纱布，还有日渐消瘦的手臂。

我想告诉她，我很疼，我快死了。

我想最后求一个拥抱。

哪怕只是摸摸我的头。

她却皱了皱眉，从包里掏出手机。

“别哭，眼泪是最没用的液体。”

她点开一段录音，按下了播放键。

“妈妈救我，有人要杀我，呜呜呜......”

我浑身发抖，下意识地想去捂住耳朵。

她却抓着我的手腕，强迫我听完。

“听听，安晓霜，你当时的求救话术太慌张了。”

她关掉录音。

“没有任何关键信息，只有情绪发泄。”

“你没有打动我一点。”

“如果在顶流社会上遇到这种突发危机，你早就被淘汰了。”

我看着她那张平静的脸，觉得胃里一阵翻涌。

原来我的生死一线，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