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罐头厂回家的路是一条满是煤渣的小道。

姐姐走得很慢。

我知道她的腰肯定又疼了。

在罐头厂切水果，一站就是八个小时。

还要把手泡在冰冷的糖水和碱水里。

到了家门口，父亲正在磨那把开山用的斧头。

霍霍的磨刀声，听得人牙酸。

看见我们要进门，他停下动作，用大拇指试了试刀刃。

那眼神里有一种决绝。

像是一块即将崩裂的石头。

“小梅回来了？累不累？”

姐姐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打了一盆热水。

父亲有些尴尬地收起斧头。

想要帮忙倒水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。

晚饭是杂面馒头和咸菜丝。

那罐黄桃罐头被打开了，分成了四份。

母亲把她那一份推到了父亲面前。

“多吃点甜的，心里不苦。”

父亲没推辞，几口就吞了下去。

喉结上下滚动着，发出咕咚的声音。

“我明天一早走。”

父亲放下碗筷，目光落在墙角的煤堆上。

母亲手里的筷子哆嗦了一下。

“这么急？”

“工头说了，早去一天多算一天的钱。”

父亲的声音很稳。

“那个会计班的学费，还有刚子初中的住校费，都能凑齐。”

姐姐猛地低下头，眼泪砸在碗里。

“我不学了。”

她带着哭腔说，“这钱我不花了。”

当初姐姐是为了省钱供我，才没去读高中。

她成绩比我好。

可是家里太穷了，穷得只供得起一张嘴念书。

我觉得，我身上背着姐姐的命。

所以我哪怕头悬梁锥刺股，也要考第一。

那晚，我躺在里屋的小床上，听着外屋父母的对话。

确切地说，是母亲在絮叨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
家里的空气像是被抽干了水分，干涩得让人嗓子发痒。

“......那边全是石头山，吃住都在工棚里......”

“......只要能挣钱，睡石头缝也行......”

“......你要是出了事，我们娘仨怎么办......”

“......我有数。”

声音断了，接着是一阵细碎的翻身声。

半夜，我被一阵寒意冻醒。

借着窗外的雪光，我看见父亲正坐在床沿上。

他手里拿着那张全家福。

那是三年前过年时照的，那时他还没这么老，腰杆还挺直。

他用粗糙的大手在照片上摩挲着。

一下又一下。

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夹进了一个红色的小本子里。

“爹。”我喊了一声。

父亲身子一僵，回过头来，眼角似乎有光亮闪过。

“醒了？”

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烟草味。

“不去行不行？”

我问。

父亲走过来，帮我掖了掖被角。

他的手掌上有厚厚的老茧，刮得我脸疼。

“刚子，”他说，“你看过咱们家房顶上的那些草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每年春天，房顶上都会长出几棵狗尾巴草。

“那些草啊，根扎在瓦片缝里，没土没水，也能活。”

父亲的声音很轻，却很有力。

“人也是一样，得扎根，得往上长。”

“只要能把你们托举上去，爹就算变成泥，也值了。”

我闻到他身上那股混合着铁锈和汗水的味道。

那是父亲特有的味道。

到底什么值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