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绪被程星的声音拉回。

“姐姐，野哥他......好像好久没消息了。跟他混的那些人，听说挺危险的，我们要不要......报个警？”程星依偎在姐姐怀里，小声说。

姐姐抚摸他头发的手顿了顿，眉眼间掠过一丝极淡的烦躁，随即被更深的冷漠覆盖。

“报警？抓他吗？他害死爸爸，气死妈妈，自作自受。”

“这种人，死在哪个阴沟里，也是活该，跟那个死鬼老爹一样。”

姐姐，你说的对。

我确实死在阴沟里了。

被剥光了衣服，像垃圾一样扔进去。

很疼。

但想到你或许会因此觉得解气，好像......也没那么疼了。

哄睡了程星，姐姐独自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漆黑的雪山轮廓。她拿出手机，盯着那个早已被她标注为“骚扰电话”的号码，和我最后发去的哭脸。

看了很久。

然后，她手指动了动，删除了那条信息，拉黑了那个号码。

动作干脆利落，像在法庭上剔除无效证据。

我的灵魂站在她旁边，看着窗外。

这里真美啊。

美得不像是我该来的地方。

姐姐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助理发来的行程安排。明天要去拜访一位瑞士的顶尖神经医学教授，讨论一个跨国医疗纠纷的案子。

姐姐揉了揉眉心，转身回到卧室。

床头柜上，那瓶“柏林少女”香水瓶反射着微弱的光。她走过去，拿起瓶子，看了几秒，然后面无表情地，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

“哗啦”一声脆响。

我知道她想起什么了。

那是在一家声色嘈杂的酒吧，我正和几个目标人物“称兄道弟”，灌着廉价的啤酒。姐姐突然出现，她是来接醉酒客户的。

霓虹灯的光怪陆离地扫过她的脸，她看见我，看见我搂着陪酒女的肩膀，看见我脖子上的纹身和耳钉。

她的眼神，像在看一堆正在发酵的垃圾。

“严野，”她的声音不大，却压过了音乐，“你真让我恶心。”

我醉醺醺地靠过去，喷着酒气：“恶心？那我下次喷香点？姐你喜欢什么味儿？”

她猛地推开我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那天，她接走的是她的客户，一位“不慎”醉酒的年轻企业家。

而我，在厕所隔间里，吐得天昏地暗后，取下耳朵上最不起眼的那枚黑色耳钉。

里面是微型发射器。

“目标已初步信任，明晚‘老仓库’交易，涉及境外走私药剂，可致人神经永久损伤。请求收网。”

我对着耳钉低声说，喉咙发紧。

“也算......给老爸一个交代。”

这伙人表面是走私普通禁药，实则与境外势力勾结，走私一种能破坏特定人群神经系统、制造“意外”伤亡的靶向药剂。国安跟了很久。

而我，是扎进他们内部最深的那根钉子。

耳钉微不可察地闪了一下红光。

那是我十二岁时，姐姐用第一笔奖学金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一个很普通的钛钢耳钉。她说男孩子戴这个酷。

我一直戴着，哪怕后来打了更多环。

它陪我熬过无数个恐惧的夜晚。

等我任务结束，等我洗净这身污浊，等我重新穿上那身衣服。

我要站在姐姐面前，大声告诉她：严野不是垃圾，老爸也不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