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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被接回单身宿舍时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我只在信里说了一句。

“龚爷爷，我是陈建国的女儿，我需要您的帮助。”

第二天，一群穿着中山装、气质不凡的男人出现在了医务室门口，将厂里的保卫科人员拦住，恭敬地将我请了出来。

临走前，为我诊治的医生找到了我，脸上满是惋惜。

“陈婉同志，你的手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
虽然神经损伤没有到完全坏死的地步，日常的生活起居不会有太大问题，但是想要再进行像精密仪器设计那样高精度的绘图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