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档案馆的人联系了我，商讨捐赠的具体事宜。

挂掉电话后，我继续修改即将参展的作品《新生》，画布上挣扎着破土而出的嫩芽已经初具雏形。

小悠给我端来咖啡，欲言又止。

“想说什么就说。”我头也不抬，专注地调整着色彩的明暗。

“江姐......那些草图很珍贵，你把那东西捐了，不后悔吗？”

我放下画笔，看着她年轻而困惑的脸。五年前，我也曾这样，把一个人、一段感情当作世间最珍贵的藏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