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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拿着手机，静静地听着堂嫂在电话那头声嘶力竭的哭喊，高铁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，将那座我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城市远远抛在身后。

“安然？安然你听到了吗？你快说话啊！”堂嫂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命令。

我将手机从耳边拿开，看着屏幕上闪烁的通话界面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

撑不过今晚了？

这么巧？就在我决定彻底离开的这一天？

在我过去五年任何一次流产、任何一次心碎的时候，这位堂嫂何曾有过半句问候？

如今倒是为了她侄女的肾源，演起了生死时速的戏码。

我毫不怀疑，这是李秀兰和陈凯发现联系不上我之后，搬来的又一个救兵，想用道德绑架的枷锁，将我牢牢锁死。

可惜，你们打错了算盘。

我没有挂断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任由她在电话那头徒劳地嘶吼。

直到她的声音因为缺氧而变得嘶哑，直到她终于意识到我在无声地反抗，开始破口大骂时，我才慢悠悠地按下了挂断键。

世界，瞬间清净了。

我将那张SIM卡掰成两半，连同那段不堪的过去，一起扔进了高铁车厢的垃圾桶里。

再见了，我愚蠢的善良。

上海的空气，潮湿而充满活力。

我重新穿上白大褂，站在国家级实验室光洁如新的镜子前，看着镜中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。

眼神清亮，脊背挺直，那个曾经的天之骄女，林安然，终于回来了。

张教授的项目团队汇集了全国最顶尖的精英，工作强度极大。

我们争分夺秒，与死神赛跑。

我像一块被扔进水里的海绵，疯狂地吸收着最新的知识和技术，将过去几年荒废的时光全部补回来。

我每天工作超过十六个小时，不是在实验室做数据分析，就是在无菌病房观察临床反应。

忙碌，是治愈一切矫情的良药。

我没有时间去悲伤，没有时间去怨恨。

我的世界里，只剩下严谨的实验数据、复杂的化学公式和病人生命体征的每一次微小波动。

在这里，我的价值不再是能否生育，而是我作为一名医生，能拯救多少生命。

我找回了丢失已久的自信和尊严。

而在这期间，陈凯和李秀兰彻底疯了。

我离开的第一周，他们还能保持平静。

陈凯每天给我发几十条微信，我设置了免打扰，从未点开。

李秀兰则隔三差五地打电话给我妈，旁敲侧击地打听我的“养身”状况，话里话外都在关心我那颗“价值百万的肾”。

我妈按照我提前教好的话术，敷衍着她：“安然忙着呢，国家项目，哪有时间天天打电话。身体好着呢，吃得好睡得香，你们放心吧！”

李秀兰信以为真，还得意洋洋地对陈凯说：“你看，还是得让她妈来养！这肾，保管养得白白胖胖！”

他们不知道，我所谓的“养身”，是在实验室里靠着咖啡和浓茶，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。

一个月后，他们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。

我对我妈说我一切都好，却对我这个“丈夫”的所有信息都视而不见。

陈凯的微信开始变得焦躁。

“老婆，你怎么不回我信息？是不是太累了？”

“安然，你到底在忙什么？连回个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吗？”

“林安然！你什么意思！玩失踪吗？”

李秀兰也开始打电话质问我妈，语气越来越不客气。

“亲家母！你女儿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教她躲着我们陈家？我告诉你，她可是签了字的！那一百万我们都跟人家说好了，她要是敢反悔，我跟你们家没完！”

我妈被她吵得头疼，直接回了一句“安然在为国家做贡献，没空理你们这些破事”，然后就把她拉黑了。

陈凯和李秀兰彻底急了。

他们想当然地以为，我还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。

于是，他们直接杀到了医院，在前台大吵大闹，非要人事科给个说法，把林安然交出来。

结果，人事科的同事一脸茫然地告诉他们：“林医生一个月前就已经离职了啊。”

“离职了？！”

这个消息，对他们来说，不亚于晴天霹雳。

陈凯颤抖着手，拨通了我导师张教授的办公室电话，那是他唯一能找到的联系方式。

“张教授，我是林安然的爱人陈凯，请问安然在吗？她是不是在您那里？”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慌。

电话那头，传来张教授不怒自威的声音。

“你是林安然的爱人？我怎么不知道她结婚了？她交上来的人事档案里，婚姻状况一栏，清清楚楚地写着离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