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大勇深吸一口气，开始陈述。

他从三年前县里下达“经济增长硬指标”说起，讲到层层加码的压力，讲到镇里开会时多数人反对虚报，但最终“为了大局”不得不妥协。

“......第一次虚报，是在1987年秋粮产量上。县里要求增长10%，但那年大旱，实际减产15%。镇党委会上，我坚决不同意虚报。”刘大勇声音沙哑，“但李长发副镇长说，别的乡镇都报了，我们不报，就是拖全县后腿，就是不讲政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