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个半大孩子，背着打着补丁的铺盖卷，像一群刚出笼的小鹌鹑，拘谨地站在南意工艺厂的院子里。

这就是顾南川从公社中学挖来的“尖子生”。

院子外头，围了一圈看热闹的社员。

大伙儿眼神复杂，有羡慕的，也有撇着嘴说酸话的。

毕竟这帮“生瓜蛋子”一来就是十五块钱的底薪，比村里壮劳力在地里刨食一个月赚得都多。

“南川啊，不是婶子多嘴。”一个膀大腰圆的妇女挤到前头，手里还纳着鞋底，那是村东头的刘婶，家里三个儿子，个顶个的壮实，却没一个被选上，“你这选的都是些啥啊？一个个跟豆芽菜似的，风一吹就倒。干活能有力气？别到时候还得让我们家大小子给他们擦屁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