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庭那天，天色阴沉。

我被带上被告席。

旁听席上，坐满了记者和各界名流。

我的父母也在，一夜白头。

他们看着我，眼里是痛心和不解。

我家的家族律师站在我身边，额头全是汗。

他低声对我说：“大小姐，我们做有罪辩护，争取减刑。”

我看向他。

他的眼神躲躲闪闪。

证人席上，路哲站了起来。

他穿着深色的西装，神情冷静，条理清晰。

他向法官呈上了一系列的“证据”。

我送给他的定制袖扣，上面有受害者的血迹。

一段经过剪辑的录音，里面我情绪激动地对他说，“我要他消失”。

还有一份我的精神状况评估，显示我近期有严重的焦虑和偏执倾向。

每一项证据，都要将我钉死在罪人的十字架上。

律师的辩词苍白无力。

他甚至放弃了盘问证人。

我看着路哲的侧脸，那个我爱了八年的男人。

他亲手，将我推下了万丈深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