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，我拿到了回城指标，还端上了国营大厂的铁饭碗。

妻子春花是个乡下丫头，每个月在生产队挣不了几个工分。

“我回城后，咱们就离了吧，咱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”我头也不回地说。

春花没掉一滴眼眼泪，带着破铺盖进城，给一户退休老干部当了倒尿盆的保姆。

十年后，大厂倒闭，我面临下岗危机，厂长让我去求总局新上任的一把手。

我咬牙借钱买了这两瓶茅台，忐忑地敲响了家属院一号首长的防盗门。

门被人从里面推开。

我刚准备好的谄媚说辞硬生生卡在喉咙里，眼珠死死瞪大。

……

开门的人是春花。

十年不见，她变了。

不再是那个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服，满手老茧的乡下丫头。

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灰色套裙，头发盘在脑后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

她的眼神很静，静得让我心慌。

“你找谁？”她开口了，声音陌生又疏离。

我喉咙发干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手里的两瓶茅台变得很沉。

我叫赵建国，她叫李春花。

十年前，我们还是夫妻。

我拿到回城指标，进了红星机械厂当工人，那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。

我觉得自己前途无量。

而春花，她只是个乡下女人，大字不识几个。

我觉得她配不上我了。

“建国，进城后，俺给你洗衣做饭，好好伺候你。”她当时拉着我的手，眼里还有光。

我甩开了她的手。

“不必了，我们离婚。”

我永远记得她当时的表情，那点光，瞬间就灭了。

但她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

第二天，她就卷着自己那个破旧的铺盖走了。

我甚至有点庆幸，庆幸她如此识趣，没给我添麻烦。

回城第二年，我娶了城里姑娘王丽，她是厂里广播站的播音员。

我们生了个儿子，叫赵宝。

我以为我的好日子，会一直过下去。

直到厂子效益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。

大批的工人要下岗。

厂长拍着我的肩膀，说我是技术骨干，厂里第一个保我。

可到了最后关头，厂长也扛不住了。

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给我指了条路。

“建国，想保住饭碗，就得去求人。”

“总局新调来一位姓李的一把手，是个女领导，雷厉风行。”

“听说她丈夫是总局退下来的刘老，咱们得罪不起。”

“你去家属院一号楼送点礼，探探口风，你嘴巴甜，会说话。”

于是，我出现在了这里。

出现在我抛弃了十年的前妻家门口。

“你是……赵建国？”

春花终于认出了我，她微微歪了下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确定。

我张了张嘴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

“春花，是我。”

她的眉头轻轻皱起。

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她的语气，完全是在和一个不熟的陌生人说话。

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

屋里传来一个苍老但有力的声音。

“春花，谁啊？”

春花回头，语气立刻变得温柔。

“一个找错门的。”

说完，她就要关门。

我急了，一把抵住门。

“春……李局长，我是红星机械厂的赵建国，我们厂长派我来……”

“红星机械厂？”

春花打断我，眼神冷了下来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们厂的资料我看过，问题很大。”

“回去等通知吧。”

说完，她用力把门关上。

门板差点撞到我的鼻子。

我提着两瓶茅台，愣在原地。

脑子里只剩下她那句“问题很大”。

完了。

这次真的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