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上海的第二天，程月的手机就几乎没有安静过。

提示音此起彼伏，有时是刺耳的铃声，有时是短信的嗡鸣。

屏幕上闪烁的名字，不是“李恒川”，就是“婆婆”，或者干脆是一串陌生的本地号码。

程月看着不断亮起的屏幕，像看着随时会炸开的炸弹，手指蜷缩着，不敢去碰。

我直接拿过手机，设置了静音，扔进了抽屉深处。

“不用理。”我说，“天塌下来，有我在前面顶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