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回忆里的我却永远都是那么的无能为力，任人欺凌。

爸爸手术后的第五天，我看着缴费单上的数字——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元三角二分，眼前发黑。

护士跟我说：“23床家属，再不缴费明天就得出院了。”

“可我爸还在发烧......”

“那是你们的事。医院有规定，欠费超过五千就停药。你们欠两万三了。”

我去病房看我爸时，他正试图坐起来。

他左腿打着厚重的石膏，悬在半空，像一截笨拙的枯木。

看到我，他立刻挤出一个笑：“佳佳来了？今天上课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我把缴费单塞进裤兜，走过去帮他垫高枕头，“爸，你感觉好点没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却虚弱得飘忽，“佳佳，咱回家吧。这医院住着不舒服，爸想回家养。”

“不行。”我斩钉截铁，“你的腿还没固定好，现在出院会落残疾的。”

“残疾就残疾。”他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“爸还能干活。瘸条腿而已，不耽误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看着他花白的鬓角，看着他因为疼痛而深陷的眼窝，看着他努力挺直却依然佝偻的脊背。

“爸。”我说，“你等着，我去找医生。”

“别去——”

我没听他的。

叶淑华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。

她坐在办公桌后，正对着一份病历皱眉。看到是我，眉头皱得更深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叶医生，”我走到桌前，声音发紧，“我爸爸......23床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我们已经在筹钱了，很快就能缴上......”

叶淑华放下笔，靠进椅背。

“小姑娘。”她说，“这话你前两天就说过了。”

“这次是真的！”我急切地说，“包工头答应下周一就把赔偿款给我们。只要三天，不，两天......”

“医院不是慈善机构。”她打断我，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天气，“每天都有病人排队等着床位。你爸爸占着一张床，欠着两万多，这对其他病人不公平。”

“可是他现在不能出院！”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，“他的腿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叶淑华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扫过我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子，“可你们这种情况，我见得多了。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，最后人跑了，账烂了。我这医生还当不当了？”

“我不会跑的！”我冲口而出，“我发誓！我一定会还的，连本带利——”

“小姑娘，我劝你现实点。”她打断了我，“你爸爸这情况，回家养也是一样的。我可以给他开点止痛药，便宜的那种，效果差点，但够用了。”

“可护士说需要继续用进口的消炎药，不然会感染......”

“那就注意卫生。穷人有穷人的活法。你们啊，总想着和有钱人用一样的药，住一样的院，这不现实。”

“叶医生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，“能不能......先用药？等赔偿款到了立刻补缴？我爸爸昨晚烧到三十九度，护士说再不用好点的抗生素，可能会......”

“可能会怎样？”她挑眉，“感染？败血症？那都是小概率事件。你们不至于那么倒霉。”

她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而且用好药，一天就要八百多。你们欠的钱够用一个月了。划不来。”

“划不来”三个字，她说得很轻巧。

轻巧得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，说这根黄瓜有点蔫了，不值这个价。

我看着她的眼睛。

那双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怜悯，没有歉意，连不耐烦都是淡淡的，像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。

“叶医生。”我慢慢跪了下去。

膝盖磕在瓷砖上，发出闷响。

“求求你。”我低着头，盯着她擦得锃亮的高跟鞋尖，“我爸爸才四十二岁，他要是腿瘸了，以后怎么活？我给您打欠条，按手印，我发誓一定会还......”

“起来。”她说。

声音很冷。

我没动。

“我让你起来。”她走过来，鞋尖停在我面前，“医院里禁止下跪，影响不好。”

我抬起头。

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明显的情绪——是厌恶。

“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来我这里哭、来我这里跪吗？”她说，“如果每个人我都通融，这医院早倒闭了。”

她弯腰，凑近我。

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形成一种古怪的、令人作呕的气息。

“你爸爸的命是命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？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每个字都像冰碴，“VIP病房里住着的病人，人家一天缴费两万，用的药都是进口的。人家付得起这个价，就该享受这个服务。你们呢？”

她直起身。

“你们付不起，就别奢望和别人一样的待遇。这叫公平，懂吗？”

我跪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膝盖已经麻木了，但心里某个地方，正传来清晰的、碎裂的声音。

像骨头在深处折断。

她说：“快出去。我还很忙。”

她坐回椅子上，翻开另一份病历，不再看我。

我慢慢站起来。

膝盖一阵刺痛，差点又跌回去。

我盯着她。

盯着她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，盯着她白大褂上的珍珠胸针，盯着她涂着透明指甲油的手指。

然后我转身，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走廊很长。

长得像没有尽头。

那天我发誓——

“我一定会成为人上人！”

然后，把失去的尊严一点点全拿回来。

王曼妮的面试失败，只是一个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