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离文书我早就拟好了，锁在妆匣最底下，墨迹干透得都起皮了。

年初六，衙门开了印，我换了件干净衣裳去递文书。

走之前在铜镜前照了一眼，三年没戴过的银簪子，头发挽得利利索索。

出门时李嫂子拦住我：“真要去？”

“三年了，该了结了。”

“你真不后悔？”她撅着嘴看我，“这两年多少人上门给你说亲你都没点过头，我就不信你心里没那个人。”

我把门带上，没回她的话。

衙门设在城中，路过沈府门口时我没停，走得稳稳当当。

到了衙门才发现沈砚卿也在。

他穿着官服，刚散了早朝，正站在衙门口的台阶上。

身后跟着一群人，有几个我认识，是他的幕僚和门生。

我把和离书递过去。

他接了。

打开看了一眼。

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两手一用力，撕了。

碎纸片在风里乱飞，有几片落在我鞋面上。

围观的人开始窃窃私语。

我听见有人说：“首辅夫人三年住别院，这是连和离都不许？”

也有人说：“八成是温家得罪了人，首辅拿捏着不放吧。”

我弯腰把鞋面上的碎纸掸掉，抬起头对他说：“沈砚卿，你撕了这份，我回去再写。”

“写十份我撕十份。”

他当着满街的人说出这句话，脸上没有半点醉意，清醒得很。

我攥紧了袖子里备着的第二份文书，没拿出来。

“我今天还有一堂绣课，没空跟你耗。”

我转身就走。他没追。

但是那天晚上他翻墙进了别院。

醉醺醺地摔在我院子里，掏出那沓泛黄的信，问我紫藤花墨的事。

他走之后，我坐在槐树下坐到天亮，把那些信一封封看了。

我十三岁抄的，十四岁抄的，十五岁出嫁前抄的最后一封。

最后一封我记得最清楚。

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。”

我把信折好，塞回信封。

信封上有磨损的痕迹，不是放久了磨的，是反复摩挲的印子。

有一封的折痕处纸都断了，又被小心粘了回去。

粘的时候手大概在抖，浆糊涂歪了，纸面皱了一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