散了会，我被带回宿舍反省，

门从外面上了锁。

窗户巴掌大，天擦黑的时候，

看门的老周从缝儿里塞进来一封信。

“你家来的。”

草纸上歪歪扭扭的字，

是娘写的。

“小禾，娘的病重了，怕熬不过这个冬。你回来吧，婚事不提了，娘不怨他。”

草纸上有几处洇开的水渍，

分不清是水还是泪。

我把信贴在胸口，

坐在黑屋子里，一夜没合眼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窗外有脚步声。

我扒着窗户往外看，林卫东一个人，

往行政楼方向走。

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。

我被关了三天。

老周每天从窗缝塞进来一个窝头、一碗凉水。

第就九天中午，锁响了。

进来的是孙红梅。

新棉袄，新烫的头发，笑意盈盈。

“赵小禾，想出去不？”

我坐在墙根底下，没动弹。

“告诉你个好消息。”

她蹲下来，一字一顿，

“林卫东，昨天正式跟组织申请，和我结婚了。”

“你骗人。”

“申请书在我爸办公桌上摆着呢。白纸黑字，林卫东三个字签得可端正了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她又掏出一张叠好的草纸，抖开。

是娘写给我的那封信。

“你娘快死了？那你更该赶紧滚回去伺候她，缩在这儿算什么？等人施舍？”

她当着我的面，

把信撕成了四条。

草纸片飘下来，落在我膝盖上。

“不过我这人心善。”

她站起来，从兜里摸出一支笔和一张纸，

丢到我面前。

“你写个东西——承认表是你偷的，保证永远不进红星厂，永远不找林卫东。写了，我让我爸今天就放你走。”

“不写呢？”

“那就等着送公安局。偷盗国家财产，你猜判几年？”

她把笔递到我手边。

“写不写？”

我低头看着那张白纸。

娘的信碎在膝盖上，

拼不回去了。

林卫东三个字也好像离我越来越远。

我拿起了笔。

孙红梅笑了。

“早这样多好，何必吃这些苦头。”

我在纸上写下第一行字。

她没看。她在补口红。

我写完了。把纸递给她。

她叠起来塞进兜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门没再锁。

我站起来，开始收拾东西。

军人证揣好，

子弹头从裤腰里拆出来捏在掌心里。

铺盖卷底下，我拽出来一个小本子。

巴掌大，对折的那种。

我翻开。

第一页写着日期：我到厂的第九天。

后面每一页，都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记录——

“十一月十四，夜里两点，两辆卡车从后勤门出去，没开灯，篷布盖着，车牌号：京A-3XXX，京A-7XXX。”

“十一月二十一，夜里三点，保卫科副科长跟一个穿灰大衣的人在出货门交接了四个木箱。”

“十二月三号，副厂长办公室的灯亮到半夜，烧了一堆东西，纸灰从窗户飘到锅炉房顶上。”

一共四十三天，三十一条记录。

锅炉房挨着后勤出货大门，

夜里值班添煤，

该看见的，全看见了。

本子最后一页，夹着一张纸条。

不是我写的。

字迹很工整，只有一行——

“再撑三天。东西我已经拿到了。”

没有落款。

可我认得这个字。

林卫东办公桌上的文件，

我在门口等了一整天，

看了一整天。

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
孙红梅折回来了。

身后跟着她爸孙德贵。

孙德贵脸色铁青，

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本子。

翻了两页，手开始发抖。

“你，你记这些干什么？！”

我没回答。

走廊尽头传来更多的脚步声，

皮鞋踩在水泥地上，

又重又急。

孙红梅尖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爸！”

孙德贵把本子往兜里塞，转身要走。

门口已经站了人。

两个穿制服的，

一个穿中山装的。

中山装开口了：“孙德贵同志，我们是市纪委的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孙红梅整个人往后退了两步，

撞在我的床板上。

“不可能......不可能的......”

中山装的人扫了一眼孙德贵手里的本子：

“这个也请交出来。”

孙德贵攥着本子不松手。

走廊上又响起一阵脚步声。

林卫东出现在门口。

他看了我一眼。

只一眼。

然后对孙德贵说了句话——

“你闺女刚才让小禾写的那张纸，不是认罪书。”

孙红梅浑身一僵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林卫东没看她，继续说。

“是举报信。四十三天的出货记录，车牌号，经手人，时间，件数。她一个字没认，你闺女替她签收了。”

孙红梅手忙脚乱地掏出那张叠好的纸，

展开。

纸上写满了字。

不是认罪书。

是和本子上一模一样的记录，工工整整，最后一行写着——

“以上内容属实，举报人：赵小禾。”

孙红梅拿着那张纸，

腿一软，坐在了地上。

孙德贵的脸从铁青变成了灰白。

我站在原地，

把那颗被砸扁的子弹头攥在手心里。

林卫东还站在门口。

他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

最后还是纪委的人先开了口：“林卫东同志，关于你和赵小禾的关系，组织上也需要你说清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