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租三个月，林屿什么都好。

安静、爱干净、从不带人回家。

唯一的规矩：他的房间，永远上锁。

我开始只是好奇。

直到上周他出差，我帮忙找开锁师傅。

门开的瞬间，师傅倒吸一口冷气，拉着我就往外走：

“姑娘，这屋里全是你的照片，从三年前开始拍的。”

可三年前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

......

走廊尽头那扇门开了。

开锁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。他干这行少说也有二十年，什么阵仗都见过。

但他提着工具箱，先我一步推开门的时候，他停住了。

一只脚悬在半空，没有踩下去。

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脸色肉眼可见地发白。额头上的汗珠在走廊昏暗的光线下反着光。

“姑娘。”他的声音打着明显的哆嗦，”你确定这是你室友的房间？”

“确定。”

“你认识他多久了？”

“三个月。”

师傅深吸了一口气。胸腔剧烈地起伏了一下。他把门往回拉了一点，只留了一条缝。他把工具箱合上，金属搭扣发出一声刺耳的脆响。他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臂往后退了两步。手心全是又冷又腻的汗。

“你看一眼，然后我们马上出去。”

我走过去，凑近门缝。

我的脸。墙上全是我的脸。

照片贴满了三面墙。大的是海报尺寸，小的是拍立得。有的装在廉价的实木相框里，有的直接用透明胶带粘在墙皮上。房间里没有开窗，空气是不流通的，弥漫着一股很淡的灰尘味，混杂着打印机墨水的酸涩气味。那是一种常年不见天日的、病态的味道。

我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师傅在后面急促地叫了我一声，我没理。我走到正中间那面墙前。

最中间的一张，是我在厨房切苹果。

照片的角度是从下往上，拍摄位置应该是在对面的楼里，或者是用无人机悬停在窗外。

照片的右下角写着日期：上周三。

我看着那张照片。那天我下班早，买了一袋红富士。林屿当时就在客厅看书，他甚至还抬头问了我一句，今天的苹果甜不甜。

我当时笑着回答他说，挺甜的，你要不要吃一块。他摆摆手说不用，然后继续低头看书。

照片里的我在笑，照片外的我站在这扇门前，手脚发凉。

这说明，上周三他坐在客厅看书的时候，那个偷拍设备就在工作。

而他一边和我闲聊，一边在心里欣赏着镜头里我的脸。

我往左边看。这里的照片颜色最旧。最左上角的一张，边缘已经泛黄卷曲。照片里的我穿着蓝色的长款羽绒服，手里端着一杯热豆浆，站在公交站牌下。右下角有打印的日期：2022年12月14日。

那是两年前的冬天。

我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，整座城市的交通都瘫痪了，公交车晚点了四十分钟。我在站牌下冻得发抖，不停地搓手。

而他，当时就站在某个我看不到的角落，举着长焦镜头，看着我发抖，看着我喝豆浆，看着我因为寒冷而皱起的眉头。

我继续往右看。照片越来越密集。2023年春天，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看书，风吹乱了我的头发。2023年夏天，我换了短发，在商场试口红，嘴唇涂得鲜红。2023年秋天，我提着两袋重重的猫砂走在小区里，累得停下来喘气。

2024年春节，我一个人拎着速冻饺子从超市出来，眼神有些落寞。

每一张照片都按时间顺序排列。这不是随意的抓拍，这是一场漫长而严谨的连载。

每一张照片下面，都贴着一张黄色的便利贴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。我凑近去看：

“她今天穿了白衬衫，锁骨很好看。”

“她买了两杯咖啡，另一杯是给谁的？去查清楚那个男同事的名字。”

“她今天加班到晚上十点，走路的脚步很重，看起来很累，真想把她抱回家。”

“那个送外卖的男人多看了她一眼，该死，他那双眼睛该被挖出来。”

我看着这些字，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。每一句话都在向我宣告一个事实：我被人像猎物一样盯着，整整三年，但我从来没有察觉过。

书桌上放着一台银色的笔记本电脑，旁边是一个黑色的马克杯，杯子里还有半杯没喝完的凉水，水面上飘着一点细微的灰尘。马克杯的旁边，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罐。罐子很大，原本应该是用来装腌菜的，现在里面装着一些零碎的东西。

我拿起来看：一根用过的黑色头绳，一个空掉的迪奥口红管，一张我已经丢掉的电影票根，一团带血的卸妆棉，甚至还有几根长头发。全是我扔进客厅垃圾桶里的东西。他把它们捡了回来，洗干净、晾干，像收藏稀世珍宝一样装在罐子里。

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酸水直冲喉咙。我想吐，但我咬紧了牙关，硬生生咽了回去。

从小到大，我都是个听话的人。妈妈常说我太好说话了，没有一点脾气。别人提要求，我总是说”好的”。

三个月前，林屿搬进来，他指着这扇锁了的门说：”这间是我的杂物室，里面放着我公司的机密硬件，你永远别进。”我当时微笑着说”好的”。

那个回答说得太顺口了。

总是习惯性地退让，习惯性地回避一切可能产生摩擦的冲突。

但现在，我看着手里这罐属于我的”基因垃圾”，看着满墙的病态注视，我不想说”好的”了。

我连退让的念头都没有。

我要弄清楚，这个和我朝夕相处了三个月的男人，到底是个什么怪物。

拿出手机，打开摄像功能，从左边的墙开始，缓慢地、匀速地录像。我拍下了每一张照片的时间和画面，镜头推近，拍下了那些恶心至极的便利贴，拍下了电脑的型号和位置，拍下了那个装满我毛发和垃圾的玻璃罐，拍下了整个房间的密闭布局。

我的手很稳，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擂鼓，但手腕没有一丝晃动。

遇到这种事，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有证据可以把人送进监狱。

录完视频，我退到门口，反手带上门。

“师傅，多少钱？”我问，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。

师傅擦了一把汗，连连摆手：”不要钱了。姑娘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赶紧报警。”

他提着工具箱，像逃命一样快步走向电梯，按亮了向下的按钮。

电梯门一开就钻进去，看都不敢再看这层楼一眼。

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下午四点的阳光从阳台斜斜地照进来，打在林屿搬进来那天买的那盆绿萝上，叶片绿得有些刺眼。

拨通了110：”你好，我要报案。有人非法潜入我的生活，证据确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