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后，我蹲在劳务市场的马路牙子上。

旁边是一排等着找活干的焊工、电工、水暖工。

我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，把焊枪从帆布包里掏出来，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师傅，什么级别？”一个包工头走过来。

“八级。”

包工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笑了：“八级？八级能蹲这？八级的都在厂里当大爷呢！”

说完，他扭头就走。

我看着水泥地，没解释。

第五天，一个穿着旧工装的年轻人小跑过来，蹲在我面前：“师傅，可找着您了！”

我抬眼一看，是王小雷，我当年带过的徒弟，干了三年就辞职了，说是回老家办厂。

“小雷？你咋来了？”

王小雷眼眶红了：“师傅，我那个厂快完蛋了！”

“我接了批德国的活儿，焊了八批全不合格，赔了三十多万了！”

“再交不出货，厂就没了！”

“师傅，我求求您，您得救救我啊！”

我沉默了几秒，站起来：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
王小雷的厂在五十公里外的镇上，叫红旗压力容器厂。

说是厂，其实就是个大院子，一间厂房，一台1970年代的直流焊机，十五个工人。

账上没钱，欠着电费，桌子上压着德国人发来的最后通牒。

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，摸了摸那台老焊机的把线，看了看堆在角落的废品。

焊缝歪歪扭扭，气孔夹渣满目疮痍。

我把图纸摊在工作台上看了两个钟头。

“这批管子是16MnDR低温钢，要求零下四十度冲击韧性。”

“焊条型号不对，电流参数全是错的。”

“把焊条换了，工艺按我的来，今晚试焊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在废钢板上试了十二种工艺组合。

电流从八十安调到一百三十安，焊接速度从每分钟五厘米调到十五厘米。

凌晨三点，终于找到了最佳参数。

但德国人的管道要求苛刻。

壁厚十二毫米，单面焊双面成形，背面不得高于一点五毫米。

更麻烦的是，这批管子要安装在狭窄的沟槽里，很多焊口的位置肉眼根本看不到背面。

王小雷找来的几个焊工试了两天，没有一个能焊出合格的背面成形。

“师傅，要不买自动焊机？”王小雷试探着问。

我没接话，从工具箱里掏出一块巴掌大的镜子，用磁铁固定在管壁上。

左手握住焊枪，右手捏着焊丝，眼睛盯着镜子里的镜像。

王小雷倒吸一口凉气，“镜面焊？！在镜子里看着背面，手要反着动，全国能做的不超过十个人！”

我引弧了，电弧在镜子里的影像上下跳动，左手跟着镜像反向移动，右手匀速送丝。

熔池在背面均匀铺开，像一条缓慢爬行的蚕。

一道根焊打完，王小雷趴下去看背面，声音发抖：“师傅，鱼鳞纹！均匀细密！”

我没停，填充层我用的是独家电流配方——比常规低十五安培，配合锯齿形摆动。

盖面层再把电流调低五安，摆动幅度缩小到两毫米。

第二天，德方监理带着便携式X光机来了。

第三天，拍片、洗片、观片，监理一言不发。

片子插上观片灯的那一刻，监理的眼睛瞪大了，用蹩脚的中文喊道：“一级片，百分之百合格！”

“我从事管道检测二十二年，第一次在中国乡镇工厂看到这种质量！”

他当场拨通了德国总部的电话。

十分钟后，追加三年长期合同的传真件发到了红旗厂。

王小雷拿着传真件手在抖。

院子里十五个工人抱成一团，又哭又笑。

我蹲在车间门口点了一根烟，眯着眼看远处麦田里的晚霞，焊枪还在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