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，深冬。

我死在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夜里。

屋外锣鼓喧天，我那偏心到骨子里的爹娘，正热热闹闹给我弟张罗结婚的大喜日子。喇叭吹得震天响，酒席摆了十几桌，全村人都来吃席。

屋里，我咳着血倒在冰冷的土炕上，胃癌晚期拖得我只剩一把骨头，身下铺的稻草都硌得人生疼。被子已经被血染得看不出颜色了，我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。

我叫林玉兰，活了二十七年，一辈子都在为家里做牛做马。

十五岁辍学挣工分，供弟弟读书；十八岁进厂当女工，工资全数上交；二十三岁，爹娘逼我嫁给邻村瘸子，换彩礼给弟弟盖房；我累死累活半辈子，最后落得一身病，连口热汤都喝不上。

临死前，我娘掀开门帘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不耐烦地呵斥：“死远点，别耽误你弟结婚！你这副样子让人看见了，多晦气！”我那好弟弟林建军，揣着我用命换来的钱，搂着新媳妇，连面都没露。

带着无尽的恨与不甘，我彻底闭上了眼。

再睁眼——

土坯墙，旧木窗，桌上摊着刚写完的高考试卷草稿纸，墨水还没干透。

我心脏猛地一缩。

这是......高考考场外的大队部？

门外传来我娘熟悉的声音：“玉兰啊，考完了就赶紧出来，别耽误工夫！你弟等着你回去做饭呢！”

我重生了。回到了1977年高考刚结束的那个下午。

前世，就是这天之后，我被逼着填了省城的师范专科，从此一辈子困在离家不远的小城，被这个家榨干至死。

这一世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。

我娘一把拽住我，满脸堆笑：“考得咋样？过两天填志愿，你就报省里的师范专科，离家近，挣的工分还能贴补家里。你弟明年就要娶媳妇，你这个当姐的，可不能不管。”

前世我乖乖点头。这一世，我垂下眼，扯出一个温顺的笑：“好，娘，我听你的。”

我娘笑得合不拢嘴。

回到家，我弟林建军从屋里探出头，不耐烦地喊：“姐！我裤子破了，你快给我缝！”

我一一应下，乖顺得像只绵羊。

可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土炕上，脑海中翻涌着前世的记忆。省师范专科？不，这一世，我要去北京——全国最好的大学，最远的地方，让他们再也够不着我。

可志愿表要统一交到公社，我娘已经跟公社干部打了招呼，盯着我填表。硬顶不行，我必须想个办法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为此准备了八年。

辍学那五年，白天挣工分，晚上就着煤油灯偷偷自学，从初中课本啃到高中课本。进厂三年，工友们都去逛街看电影，我躲在宿舍里做题背书，把历年真题翻来覆去做烂了。

我知道恢复高考只是时间问题——前世经历过一次，这一世，八年的苦读，全压在这一张志愿表上。

三天后，公社大院。

我娘拽着我来填志愿，一路念叨。公社干部老周递给我一张表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玉兰啊，你可是咱们公社第一个参加高考的女娃。”

我娘站在我身后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笔尖。

我握着钢笔，手微微发抖，在志愿栏里一笔一划写下——“省师范专科”。

我娘满意地笑了。

可没人知道，就在来公社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借着去县城给弟弟买药的机会，多跑了一趟邮电所。

我省吃俭用攒下的三块钱，买了一张信封和邮票，把另一张早就偷偷填好的志愿表——上面写着“华城大学”，地址北京——寄了出去。

邮寄高考志愿不合常规，但并非没有先例。我赌的就是公社不会仔细核对。

交完表，我娘拉着我往回走，破天荒地给我扯了二尺布：“回去给你做件新衣裳，过两天王家来相看，穿得体面点。”

我脚步一顿：“王家？”

“隔壁村的王瘸子，”我娘说得理所当然，“人家愿意出三百块彩礼，你嫁过去，你弟娶媳妇的钱就有了。你爹已经跟人家说好了，等你通知书一到，就办酒席。”

我浑身的血瞬间冷了。

前世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后，这一世他们竟然提前了？就因为怕我考上大学飞走？

我低下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
我娘还在絮叨：“王瘸子人不错，家里有三间房，你嫁过去吃不了亏。比嫁个穷光蛋强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前世嫁给王瘸子的日子，我不想再回忆，可那些画面还是涌了上来——

新婚夜，王瘸子一瘸一拐地走过来，嘴里喷着酒气，伸手摸我的脸。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

我往后缩，他一巴掌扇过来：“躲什么躲？老子花了三百块买你，你还端上了？”

那天晚上，我疼得整夜没睡着。第二天起来，脖子上全是青紫的印子。

王瘸子酗酒，每天晚上喝得烂醉，回来就发酒疯。

他腿脚不好，但手上有劲，掐我胳膊、扇我脸，一次比一次狠。

有一次他拿火钳子烫我后背，我疼得惨叫，他哈哈大笑：“叫啊，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”

我不敢跑。跑过一次，被抓回来，他拿皮带抽了我半宿，身上全是血印子。

第二天我娘来看我，看见我胳膊上的伤，说了一句：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挨点打算什么，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？”

我在王家熬了三年。三年后王瘸子喝死了，我守了寡。

我以为总算能喘口气了，可过了段时间，我娘托人捎话来说：“你弟谈了个对象，叫刘桂兰，河对岸刘家村的。那姑娘不错，你回来帮忙收拾收拾家里，准备办喜事。”

我回去之后我才知道，这个“帮忙”是什么意思。

刘桂兰还没过门，但已经开始以准儿媳的身份频繁登门了。三天两头来家里吃饭、商量婚事，每次来都要指使我干活。

第一次见面，她坐在我家堂屋的正座上，翘着腿，嗑着瓜子，上下打量了我一遍，跟我娘说：“婶子，她就是玉兰姐啊？看着还行，就是瘦了点，不知道干活有没有力气。”

我娘赔着笑：“有力气有力气，她从小就干活，利索着呢。”

刘桂兰把瓜子壳吐了一地，冲我扬了扬下巴：“玉兰姐，给我倒杯水。”

我去了。

水倒好端过去，她伸手一摸：“太烫了，你想烫死我？”我兑了凉水再端过去，她泼在地上：“凉了！你到底会不会干活？”

我重新烧，重新兑。端过去的时候手被烫得通红，她看都没看一眼。

有一天刘桂兰嫌我洗的衣服不干净，当着全家人的面把那件衣服扔在我脸上：“你看你洗的什么玩意？这上面还有印子呢！你是不是故意恶心我？”

我娘在旁边说：“玉兰，你就不能仔细点？桂兰是城里人——哦不，是河对岸的，人家讲究。”

我弟弟说：“就是，这点事都干不好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
我站在那儿，湿衣服搭在肩膀上，水滴顺着衣服往下淌，把裤腿都洇湿了。
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那件衣服上的印子是陈年老渍，根本洗不掉。

没说出来。说了又怎样？

那年秋天，我的胃开始疼了。一开始只是吃完饭疼，我没当回事。

后来变成饿着也疼，再后来吃什么吐什么。

我跟娘说想去卫生院看看，她正忙着给弟弟纳鞋底，头都没抬：“看什么看？又花那个冤枉钱。你又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哪那么娇气？”

我没去成。

入冬之后，刘桂兰怀孕了。

她跟我弟弟还没办婚礼，我娘急得嘴上起了一串燎泡，赶紧找媒人去刘家商量，把婚期定在腊月二十三。腊月二十三，小年，日子好，离显怀还有一个多月，办酒席正合适。

刘桂兰有了身子，更金贵了。

她每天躺在床上养胎，我伺候她吃喝拉撒。她要吃什么我就得做什么，做慢了就骂，做得不合口味就摔碗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有一天晚上我发了高烧，烧得浑身发抖，躺在北屋的土炕上起不来。我喊了两声“娘”，没人应。

我又喊了两声“弟”，东屋的灯亮了一下，又灭了。

我听见刘桂兰说：“别理她，装病呢，不想干活。”

林建军说：“就是，她那个人，懒得很。”

第二天早上我烧得迷迷糊糊的，还是爬起来做了早饭。端着粥往桌上放的时候，手一软，碗摔了。

刘桂兰从里屋冲出来，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：“你存心的吧？不想干就滚！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这是咒谁呢？”

我站在那儿，脸火辣辣的疼，耳朵嗡嗡响。

我娘从灶房探出头来，皱着眉说：“玉兰，你怎么回事？毛手毛脚的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我发烧了。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
我蹲下去，把碎碗片一块一块捡起来，手指被划破了，血和粥混在一起，黏糊糊的。

后来我终于自己去了卫生院，等结果的时候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午，又冷又饿，兜里只剩两毛钱，连碗面都舍不得买。

结果出来了。

胃癌，晚期。

我拿着化验单，在走廊又坐了一个小时，不知道怎么骑回家的。

到家我把结果说了。

刘桂兰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摸着自己微微显怀的肚子，头都没抬：“那你还能干活吗？婚期眼瞅着就到了，家里这么多事，我还指着你搭把手呢。”

我娘在旁边说：“玉兰，你能撑就撑一撑，你弟结婚是大事，等忙完了你再歇着。”

这些画面从脑子里翻过去，我站在院子里的太阳底下，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缝都在往外冒寒气。

这一世，我绝不能再过那样的日子。

接下来半个月，我表面温顺，暗地里做着准备。

我把进厂三年的积蓄——二十七块六毛钱，缝进棉袄里衬。把高中课本的重点抄在巴掌大的本子上，塞进鞋底。提前踩好了从后山绕出村子的路。

可最重要的东西，是录取通知书。前世通知书直接寄到家里，被爹娘扣下。这一世，我在邮寄的志愿表上写了公社的地址，让邮递员把通知书送到公社。

可人算不如天算。

那天下午，我正在灶房里烧火，村口突然传来邮递员的喊声：“林玉兰！省城来的信！”

我扔下火钳就往外跑。

可我爹比我更快。他一把抢过那封信，拆开一看，脸色骤变：“华城大学？北京？！”他猛地转头，死死盯着我，“你不是报的省师范吗？！”

我娘也冲了出来，当场炸了：“林玉兰！你敢骗我们？！”

我弟林建军一把夺过通知书，撕了个角，气急败坏：“去北京？你跑了，谁给我挣钱娶媳妇？！”

我爹把通知书狠狠摔在地上，一脚踩上去：“反了你了！一个丫头片子，跑那么远干什么！这学，不准上！”

“这是我考上的，你们凭什么？”

“凭什么？”我爹冷笑，“凭我是你爹！你的户口、粮食关系都在我手里，我不给你迁，你哪儿也去不了！”

他说完，转身进屋，“咔嚓”一声把通知书锁进了柜子里。

我娘跟进去，低声说：“她爹，要不......今晚就把王家的人叫来？先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看她还能往哪儿跑？”

“行，”我爹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，“你去叫，今晚就办。”

我站在院子里，浑身血液凝固。离天黑不到两个时辰。

我必须走。

我转身回屋，从柜子里翻出早就准备好的包袱——那柜子的钥匙，我早就偷偷配了一把。我把钱、本子，连同那张被撕了一个角、又被踩了脚印的通知书，全部塞进包袱。

天边最后一抹光消失的时候，我翻过后墙，猫着腰钻进后山的灌木丛。

身后，村子里的狗开始狂吠。我娘的声音远远传来：“林玉兰跑了！快追！”

我不敢回头，拼命往前跑，荆棘划破了脸，石子硌痛了脚，我一概不管。

可就在我冲出后山、跑到通往县城的小路上时，前方的黑暗中，突然亮起几根火把。

火光映出一张狰狞的脸。

我弟林建军，带着三个本家的堂兄弟，堵住了我的去路。

他手里拿着一根粗木棍，在掌心一下一下地敲，眼神阴狠：

“姐，天黑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

“爹说了，今晚就让你做新娘子。”

“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跟我回去。要是不识相——”

他举起木棍，对准我的腿。

“我打断你的腿，看你怎么去北京！”

我抱紧怀里的包袱，后退一步。

身后，是万丈深渊般的山沟。身前，是四个虎视眈眈的男人。

寒风刮过，我浑身冰凉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

林建军见我不动，冷笑一声：“想跳？你跳啊，摔死了正好，省得家里养你。”

他挥了挥手，三个堂兄弟慢慢围上来。

我步步后退，脚下的石子不断滚落山沟，发出空洞的回响。

就在我准备孤注一掷的时候——

远处县城的方向，突然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