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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上午九点五十，我到了派出所门口。

二叔沈建军已经到了。他站在门口的一棵法桐底下，手里夹着一根烟，烟雾被风吹得乱七八糟。看见我走过来，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。

“沈屿。”他叫了我一声。

我停下来看着他。

“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某种威胁的意味，“都是一家人，别把事情做绝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