抵达维也纳的第一天，我就发了高烧。

也许是长途飞行，也许是连日来绷得太紧，身体终于在落地后彻底垮掉。

学院安排的宿舍很小，窗外是一条陌生的街。

深夜里，电车从远处驶过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我蜷在床上，胃一阵阵抽疼，手边没有热粥，没有熟悉的药盒，也没有人半夜推门进来，皱着眉骂我不会照顾自己。

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，忽然想起沈砚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