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屏幕亮起，是公司营销副总张芸发来的微信：

“哎呀舒岚，听说你电脑坏了？行程也被改了？老赵也太过分了！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跟沈董求求情？”

我看着这条闪烁着“精致利己主义”光芒的假意关切，面无表情地长按，关机。

张芸那点心思我太懂了，她巴不得我这次搞砸，好让她能顺理成章地接过这个项目的后续主导权，把技术变成她用来套现的营销筹码。

在嘈杂的候机大厅里，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催促登机的提示音。

我走到机场便利店，买了一打最普通的黑色中性笔，然后在候机椅上坐下，眼神冷厉地看着落地窗外漆黑的夜空。

沈青萍，赵启明，张芸。

你们真以为，一个敲出千万行代码、从尸山血海的算力里杀出来的技术人，最大的底牌是一台电脑吗？

所谓恩情，到此为止。

凌晨一点。

我被夹在经济舱中间的座位上，左边是一个体型庞大，鼾声如雷的中年男人，右边是一位抱着啼哭婴儿的焦躁母亲。

座椅的间距逼仄得连膝盖都无法完全伸直，前排的座椅靠背更是毫不客气地压到了我的鼻尖。

这是赵启明为我精心挑选的“刑场”。

他大概以为，在这样极度恶劣的体能消耗和精神折磨下，等我落地新加坡时，就会变成一个毫无招架之力的废人。

他太低估一个顶级架构师的大脑了。

我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一打中性笔。

没有纸，我便伸手从座椅后背的口袋里，抽出了所有的清洁纸袋，又向空乘要了一叠最劣质的便签纸。

我要把装在脑子里的“智御”系统，硬生生抠出来。

机舱内的灯光调暗了，只有我头顶那一盏昏黄的阅读灯亮着。

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屏蔽掉左边的呼噜声和右边的婴儿啼哭。

还向空乘要了第五杯黑咖啡。

依靠着极其苦涩的咖啡因续命，我在第三次转机、距离落地新加坡还剩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，画完了最后一张算法核心推演图。

整整四十三张。

有印着航空公司Logo的呕吐袋，有背面写着广告的便签纸。

它们大小不一，材质低劣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中英文夹杂的专业术语、逻辑代码和流程图。

这四十三张破纸，承载着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医疗AI底层逻辑。

飞机落地新加坡樟宜机场。

我没有去酒店，而是直接在机场的高级休息室开了一间淋浴房。

用冷水洗了一个战斗澡，换上了一套备用的剪裁极佳的深蓝色职业套装。

将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。

那四十三张手稿，被我按照逻辑顺序，整整齐齐地封装进了一个黑色的防水文件袋中。

当我在约定时间的前五分钟，准时踏入新加坡市中心那座奢华无比的跨国会议中心时。

除了眼底无法掩饰的红血丝，我的气场如同一把刚从冰水里淬炼出来的出鞘利刃。

毫无疲态，只有杀气。

推开顶层一号会议室的磨砂玻璃门，一股极具压迫感的冷气扑面而来。

巨大的环形会议桌旁，坐着欧洲顶级医疗科技集团亚太区总裁伊芙琳，以及她带来的八名跨国技术和风投专家。

他们面前摆放着最顶尖的投影设备和同声传译器，每个人都西装革履，眼神挑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