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后的半个月，银行的公关团队找了我七次。

从十亿加码到三十亿，甚至承诺给我父母在市中心买顶层大平层，配专车司机。我一概拒见，只给对方律师发去最后通牒：

“登门道歉，或者我们继续向最高检提交新证据，我手里还有料。”

第三天傍晚，我家不到四十平米的破旧出租屋，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。

新任总行长一身高定西装，站在掉漆的门框外，显得极其格格不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