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月后，我再次遇见了谢征。

他有一个棘手的病人，迟迟拿不准手术方案，来我们医院找老赵商议联合主刀。

所有心内科的医生都挤在了老赵的办公室里，我们看着那一页病历，齐齐失了声。

半晌老赵皱着眉开口：“这手术风险太大了，国内没人敢说自己能做。或许德国的Luke教授可以。”

谢征临走时，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张了张口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沉默离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