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队长在走廊尽头站着，背对着我。

她手里捏着那两份DNA检测报告，边缘已经被揉软了。

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支笔，她在其中一张空白处写了几个字，递回给那人。

第二天上午，她推开我所在的办公室门，把一沓复印件扔在桌上。

“十年。”她坐在桌角上，话里夹着烟味，“至少五个孩子，四个省。”

我低头看那些复印件。

泛黄的报纸剪报，模糊的监控截图，三年前邻省的报案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