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去后的第三天。

顾淮洲同事的生日聚餐，一家嘈杂的火锅店。

以前每次聚餐，他会提前到，坐在我右边，把右侧的对话低声转述给我。

今天他迟到了二十分钟。

到的时候，我右边坐满了。

唯一剩的位置在桌子对面，苏晓玲旁边。

他在我身后停了一下，低头说了一句什么。

可火锅沸腾的声音、笑声、音乐，全部灌进左耳。

我侧过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他皱了一下眉，提高音量：“我说我坐对面。”

然后绕过桌子，坐到了苏晓玲旁边。

他没有问我要不要换个位置。

以前他会。

整个晚餐，右侧的对话我一句都听不清。

对面，苏晓玲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都接住了。

我隔着整张桌子喊了一次他的名字。

他没反应。

不是因为距离。

是因为我右耳失聪，对自己的音量判断不准，经常以为说得够响了，其实别人听不清。

以前他知道这一点，会主动看向我。

现在他不看了。

旁边的人推了推我：“你男朋友叫你呢。”

我回过神，看向对面。

他已经转头在跟苏晓玲说别的了。

聚餐后两天，我的右耳复查日。

每三个月一次，六年了。

以前每次复查他都陪我去，做完听力测试从隔音室出来手脚冰凉，他已经举着一杯热可可等在门口了。

出发前我给他发消息：“今天下午两点复查，你能来吗？”

他回：“今天有台手术，不确定几点结束。你先去，结果出来拍给我。”

我自己去了。

医生说右耳没有进一步下降，但左耳因为长期代偿使用，出现了轻微听觉疲劳。

我把报告拍了照发给他。

一个小时后，他回了一句。

“看到了，没大问题就好。”

去年同样的报告，他打了二十分钟电话，每一项指标都问，晚上还煲了汤。

那时候二十分钟都嫌少。

现在一句话都嫌多。

走出医院，经过门口的咖啡店。

透过玻璃窗，我看到顾淮洲坐在里面。

手术服还没换，手术确实刚结束。

但他没有来医院找我。

他对面坐着苏晓玲。

苏晓玲在跟他说什么，笑得很开心。

他偶尔抬眼看她，嘴角带着一点笑。

那种笑很放松、很自然、没有负担。

和我在一起时，他更多的表情是耐着性子。

好像在完成一项需要耐心的工作。

我没有进去，看了三秒，转身走了。

手机震动。顾淮洲发来第二条消息：

“对了，晓玲最近胃不好，你知不知道哪家药店有那个进口胃药？上次你好像买过。”

我回了三个字：“不知道。”

走出医院的时候，南方实验室周教授发来消息：

“沈鹿同学，入职材料收到了。你的工位靠窗。我记得你左耳听力更好，这样开会方便。”

一个见过我一面的教授，记得我左耳更好。

和我相恋五年的人，连复查都忘了。

回到公寓，他不在，我整理自己的东西。

衣柜里我的衣服占了左边三分之一，他的占三分之二。

以前是对半分的。

客厅翻了一圈，属于我的东西只剩三样。

刚搬进来时从花市买的那盆绿萝不在了。

我在阳台角落找到了空花盆，土都倒掉了。

玄关的花瓶里插着苏晓玲送的干花。

门口传来开门声。

他换鞋时看了一眼客厅的行李箱：“你收拾什么？”

“换季了，把不穿的装一下。”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走进厨房倒了杯水，看手机。

五年前他第一次来我的出租屋，也是先倒杯水，然后看了一圈，说：“太小了，以后搬我那里去，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。”

现在他走进厨房的背影和五年前一模一样。

但他已经不回头看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