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后，我在京城老胡同里开了一家名为“无求”的茶室。

茶室没有招牌，也不对外营业。

每天只接待三位有缘人，看的是面相，解的是心结，收的费用则是随心意。

有时是一万块，有时只是路边的一朵野花。

霍老爷子成了我这里的常客。

他将霍家的大部分资产都转入了慈善基金，

自己则修身养性，每隔半个月就要提着最顶级的武夷山大红袍，来找我下两盘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