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后。

我接到了殡仪馆的电话。

通知我可以去接爸爸了。

这三天里，贺兰苕一直没有打通爸爸的电话。

因为爸爸的手机早就没电了，被我锁在抽屉的最底层。

贺兰苕理所当然地认为，这是爸爸在单方面向她宣战。

她切断了爸爸的副卡，甚至让人把家里的门锁密码也换了。

我抱着一个方形的黑色绒布盒，从公交车上下来。

盒子很轻。

爸爸生前那么清俊挺拔的一个人，最后只剩下这么一点点重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