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被暂时安置在社区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。

离开贺兰苕的那个家后，我终于不用再每天面对那张虚伪而悔恨的脸，也不用再吃着冰冷的泡面度日。

保护中心的阿姨们对我很好。

她们给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带我去做了心理辅导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保持着沉默。

直到爸爸家那边的大伯赶来。

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接到消息的时候，他正在地里干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