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派第一个月，我几乎每天都在适应新的生活。

语言、时差、住处和陌生的工作节奏，都比想象中麻烦。

但没有任何一件事需要岑砚替我决定。

我独自签租房合同，半夜发烧时自己去药房，也为一次沟通失误承担了延期费用。

我没有因此变得多厉害，只是终于明白，那些风险并非只有他能处理。

我只是习惯了把选择权交出去。

第二个月，国内传来一条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