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六的妻子把抚恤钱数了三遍。

她没有骂我，也没有谢恩，只问下一次到账是什么时候，两个孩子可不可以接着在粥棚吃饭。我一项项回答，忽然很怕自己说错一个日期。

她把钱裹进旧帕，才小声问：“找到的时候，他穿着鞋吗？”

我说穿着。

那句话说完，我便不敢再留，走出很远才停下来哭。陶穗没有劝，她替我看着路口，等我哭完，再递过来一块湿巾。

灾后要做的事比洪水来时还多。清沟，掩埋牲畜，核损，补种。沈氏族老来府里坐了三日，骂母亲败家，又骂我忘祖。母亲拿出州署批下的同一份减免章程，让他们看别家也损了多少。

他们不看，逼着管事照旧收租。管事拿出当晚签过的租簿，说州署与佃户手里各有一份，他不敢反悔。母亲便请他们把异议具名写下，与各家灾损一并送审。闹到最后，也没人肯落这个名字。

何秋娘领了补种的种子，在水退后的地上忙到天黑。阿芹帮着牵绳划行，偶尔跑到我这边识字。她最早会写的是她娘的名字，其次是自家的欠粮数。

我不太喜欢这个次序，却不能怪她。

第三年秋天，试田终于有了可以呈报的结果。

不是什么亩产翻倍的神迹。几处土质相近的田，用改过的秧畦办法，秧苗更容易照料；长柄耘具又改两回，在合适的水田里能少弯许多腰。选留种子的做法，何秋娘早就会，过去却常被一场饥荒打断，最后连该留的种也吃掉。

所以薄册最后一部分，写的是借种与还种。

由乡里推举的人共同看管小种仓，账和州仓分开，荒年若奉命动用，必须留下补回的数目。它比一件新农具费篇幅，也比新农具更容易被人做手脚。

母亲把册子退了两次。

第一次，因为我只写每亩多收了多少，没把增加的用工算进去。第二次，因为我写“可推广诸县”，罗舒兰却在旁边注明，坡田、冷田没试过。

第三次，她终于用印，却把我的名字从第一行挪到了执笔处。

田间试作有何秋娘等七人，制器有罗舒兰及两名学徒，测水有乡老，出资有我，记账有陶穗。我把姓名一一写全，又去问两个学徒的本名。一个平日只叫石头的姑娘，听我要写奏报，拘谨得连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擦。

“罗石青。”她说，“师父给起的，已经入籍了。”

我写给她看。她认不得全部，指着那个“青”字，念了好几遍。

呈报送出四个月后，司农寺派人来了。

来的农官姓邹，先看田，后看工具，最后才看我。他蹲在地头问何秋娘一上午，午饭吃完，又请她把失败的两次讲一遍。我在旁边插了一句，他说先让种田的人讲完。

我讪讪闭嘴。

考验比我想的长。官员另择两处复试，到了第二年才定下采用范围。朝廷赏了参与者，给罗舒兰工籍上的正式品等，又授我益州劝农署录事，掌试作簿籍，受州署与司农寺两边考核。

官服送来时，我先试了袖子，太长，干活不便。陶穗说公服不拿来下田，还是替我改短了一点。

我领到第一笔俸禄，请众人吃饭。何秋娘夹走最肥的一块肉，说这几年总算让姑娘挣钱了。罗舒兰却在席间提起还有两笔试作工钱没结。

我赶紧叫陶穗查账。

酒喝到一半，院外下起小雨。众人纷纷起身看天，说这场雨来得好。满桌官家赏下的菜，忽然没人顾得上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