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朔事后，我留在尚书省，主管赈运与农务之间的协调。

最难的日子不是某一次灾荒，而是灾荒过去，人人开始说去年已经做得不错。试办的条款要不要留下，新增的书吏要不要裁，仓粮陈了该不该花钱轮换，都得重新争。

我与冯执吵过许多次，后来却是他帮我把种粮、急赈粮与军储分账的办法推行下去。他说不是认同我乱花钱，只是再算一本混账，他也要短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