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那间不足十平米的逼仄小屋，我拉开衣柜。

这里没有几件属于我的好衣服。

除了两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剩下的都是林宝儿穿剩下的。

我把衣服塞进帆布包，目光落在抽屉角落的一个空药瓶上。

那是去年冬天留下的。

厂里为了拿下特区第一笔外贸大单，我陪着南方老板喝了三瓶二锅头。

合同签下的那一刻，我直接吐了血，被工人连夜送到县医院。

医生拿着病危通知书，催着家属交手术费。

我捂着绞痛的肚子，艰难地挪到走廊的公用电话亭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被二婶接起。

电话那头锣鼓喧天，隐约还能听见王翠花得意的笑声。

“安安啊，你爸正忙着呢。”

二婶的声音透着敷衍。

“宝儿今天过生日，你爸在红星饭店包了十桌，全大院的人都在。”

我疼得冷汗直冒，死死抓着电话线。

“二婶，我胃出血在医院，急需五百块钱救命。”

“你让爸接电话，厂里账上还有一千块周转金......”

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听筒里就传来林建国不耐烦的声音。

“哪有什么周转金！宝儿受了这么多年苦，办个生日宴怎么了？”

“你也是个当厂长的，连个医药费都自己凑不到？”

“别在这大好日子触霉头！”

嘟嘟嘟。

电话被无情挂断。

走廊的穿堂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冻透了我的骨髓。

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看着手里带血的病历本，彻底死了心。

二十年的伏低做小，换不来他们一丝一毫的怜悯。

既然他们只认血缘，那这用我命换来的厂子，他们也别想舒坦地拿走。

出院后的第三天，我把厂里的技术骨干霍城约到了茶馆。

霍城是退伍军人，懂技术又讲义气，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车间主任。

我把一份盖了红公章的调令，连带着南方的外贸合同推到他面前。

“安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霍城看着那些文件，眉头紧锁。

我端起茶杯，吹了吹浮叶。

“带上厂里最核心的四个机修工，去特区下海。”

霍城愣住了。

“那厂里怎么办？新进的那批进口缝纫机可是你求爷爷告奶奶弄来的。”

我冷笑一声。

“明面上报损，暗地里装车，一起运到南方去。”

“这厂子的水太浑了，我要在外面挖个新池子。”

霍城是个聪明人，看着我苍白的脸色，立刻明白了我的处境。

他二话没说，拿起调令揣进怀里。

“安姐你放心，我到了特区就给你把新厂子的架子搭起来。”

接下来的大半年里，厂里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“大换血”。

借着设备老化检修的名义，最值钱的机器全被我以废铁的价格处理了。

最大的几个外贸客户，也被我以产能不足为由转了出去。

全转给了霍城在南方注册的新公司。

留在原厂的，只剩下一堆天天出故障的老旧机器。

以及，那些为了维持表面繁荣，我故意签下的高额三角债合同。

我把空药瓶扔进垃圾桶，拉上帆布包的拉链。

门外传来林宝儿娇滴滴的声音。

“妈，我看了厂里的账本，上个月进了一批苏州的真丝面料。”

“我想拿几匹出来，给自己做两身新裙子。”

王翠花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拿！你是厂长，整个厂子都是你的，想拿多少拿多少！”

我拎起包，推开房门。

看着她们母慈子孝的画面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

那批真丝面料确实在仓库里。

但她们不知道的是，那批货的尾款根本没结，违约金高达三倍。

明天一早，供货商就会拿着欠条来大院堵门了。

林建国看着我走出来，冷哼了一声。

“算你识相，没拿家里多余的东西。”

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向大院门口。

“林安！”

林宝儿突然叫住我，故意扬了扬手里的公章。

“以后要是乡下日子实在过不下去，记得来厂里找我。”

“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，我怎么也会给你安排个扫地的工作。”

院子里的亲戚们发出一阵哄笑。

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她那张写满得意的脸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我语气平淡。

“这厂长的位置，你最好能坐得稳一点。”

因为你抢走的根本不是摇钱树，而是我精心打包的催命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