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建国在县报社门口等我。

他看见我脸上的伤，先递来一杯热水。

“稿子我写了。”

他声音发沉。

“县里只准发短消息。技术员生还，事故待查。再多一个字，编辑就得挨批。”

“先不登。”

我把安全先进矿的通知放到他桌上。

“等东西齐了，一次问清。”

陈建国点头。

我们认识十几年，他知道我不是忍。

我是怕证据不够，反倒让周建山把马福顺和梁建国都拖进去。

他从柜子里拿出海鸥相机。

“我跟你回矿区。”

家属院门口，周建山已经带人等着。

两个后勤工人扛着麻袋，往外装我的铺盖。

饭盒、搪瓷缸、儿子的课本，全扔在泥地里。

刘梅站在屋檐下，眼睛通红，却没有阻止。

周建山背着手，声音平静。

“你停职了，房子得腾。矿上的规矩。”

“孩子的课本也是矿上的？”

他瞥了眼泥地。

“孩子跟刘梅走，自然有新的。”

陈建国抬起相机。

咔嚓一声。

钱大勇冲过来，伸手就抢。

“谁准你拍矿区！”

陈建国侧身躲开，镜头仍对着他。

“钱科长，县报记者采访，你要拦？”

钱大勇脸色难看，转头把火撒到我身上。

“搜他。他肯定藏了调度室的东西。”

两个保卫员把我按到煤渣路上。

钱大勇翻我衣兜，扯我袖口，连鞋底都不放过。

我任他搜。

调度原件早在来前就交给了陈建国，藏在他的采访本夹层里。

钱大勇什么也没搜到，气得踹了我一脚。

“废物。”

他不知道，这一脚也被拍进了胶卷。

等人散了，陈建国扶我坐到台阶上。

“还差录音。”

他压低声音。

“我今天去找了马福顺。他说十五年前被周建山赶走的老通风员梁建国，当夜在旧风机房修机器。那人有个怪习惯，干活时总带收音机录声音。”

“他在哪？”

“邻县砖瓦厂。”

傍晚，马福顺冒险来了。

他带来一张调度室钥匙登记簿。

上面写着，回七钥匙只领过两次。

一次是矿井建成时。

另一次，是塌方当晚。

领用人：钱大勇。

归还处空着。

“这本簿子能证明钥匙在他手里。”

马福顺满头是汗。

“梁师傅那盘磁带，要是能找到，就能证明是谁让他锁门。”

我把调度原件、钥匙登记簿、周建山提前盖章的事故认定书照片，放到桌上。

陈建国将它们逐一拍下，又拿出他下午洗出来的胶卷底片。

周建山收房。

钱大勇搜身。

矿区还没撤掉的灵堂。

这些不算定罪证据，却能证明他们一直在堵我的嘴。

夜色落下来。

我和陈建国坐在报社后屋的木桌边，把材料装进牛皮纸档案袋。

陈建国捏紧档案袋，眼睛发红。

“明早先去派出所报案。报完案，咱们去邻县找梁建国。磁带拿到手，就去法院起诉，撤掉你身上那份事故认定。”

我看着桌上那张认定书。

红章很大，像是早就准备好盖在我身上的。

“好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