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年后的春天。

莺儿基金会已经覆盖了全球三十七个国家。我从一个父亲，变成了千千万万个孩子的“严律师”。

每次站上演讲台，我第一句话永远是——

“我叫严瀛生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她叫莺儿。”

莺儿的名字，刻在了世界各地反儿童霸凌的纪念碑上，写进了多国的相关法案里。

她从没来得及长大。

但她比任何一个活过的人，都活得久。

那天我刚结束北欧的巡回演讲，回到京都，突然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