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后，我在日内瓦的一场国际公益论坛上介绍康复援助项目。

发言稿没有个人传奇，也没有家族头衔。

屏幕上是已经完成的治疗次数、资助金额和独立审计结果。

有人提问，如何防止援助者越过患者意愿。

我请工作人员展示项目同意书。

“患者可以退出，可以更换治疗人员，也可以拒绝公开经历。”

“接受帮助，不等于放弃决定权。”

回答完，我喝了一口水，继续说明申诉流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