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师，您别担心，名额的事我自己会解决，绝不牵连您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我坐在酒店简陋的床铺上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。

沈辞安以为掐断了我的退路，就能逼我回去摇尾乞怜。

他太自负了。

自负到忘记了，这十五年来，我不仅是他的镇静剂，还是他对外沟通的唯一桥梁。

为了照顾他，我结识了沈家内部太多的人。

包括那位一直被沈辞安用“精神病”借口压制、无法染指核心业务的沈家二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