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岗那天，陈建国在厂门口站了很久。

十七年，从学徒干到技术骨干，图纸看一眼就知道哪儿出了毛病。现在这些都作废了。他拎着个纸箱子往家走，箱子里一个搪瓷缸、两条毛巾、一件工作服。

从那以后，他天天蹲在我店门口。

一开始站着，后来蹲着，再后来靠着墙根坐着。见我出来就站起来：“春燕，我跟你说句话。”

“陈建国，”我停下脚步，“法院判了，我们没关系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