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站后半夜。

赵长青披着衣服出来，看了眼车斗，又看看两人。

“淋了？”

“半路一场大雨。”老崔说，“席子盖住了，湿了上面一层。”

“过秤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过秤。

张卫国只交一万一千斤。

数字出来，库房里静了。

“少了九千斤。”吴技术员拿着单子，“崔师傅，这一车装多少？”

“两万。我看着他装的。”

记账的笔停在纸上。

杨东生站在门口，抱着胳膊。

“卸哪儿了？”

“半路。”

“半路哪儿？”

“过了永丰八里地，一个生产队的场院。”

“哪个队？”

“没问名字。”

吴技术员皱眉：“拉粮不记地点？”

“雨里天黑，我记什么地点。”

“粮要是丢了算谁的？”

“算我的。”张卫国说，“我押的车，我担。”

吴技术员看他，又看赵长青。

赵长青这才开口：“走，现在去拉。粮在不在，一看就知道。”

“一来一回三个钟头。”

“三个钟头也得去。”

张卫国没再说话。

那批粮确实“在”。

昨晚卸完车，他跟老崔说去方便，绕到粮站后头，把九千斤从空间里放出来，一袋一袋码进城东一座废砖窑。

放的时候是后半夜，月亮让云压着。

他站在后墙阴影里，闭眼，一袋一袋往外“倒”。

头一袋落地，扑一声，激起一片灰。第二袋，第三袋，放到第四百袋，太阳穴开始跳，鼻子底下发凉。

空间不是无底洞。取多了，人扛不住。

他停下来，靠在墙上喘了半分钟，把最后几十袋放完。

九千斤，四百五十袋，码在窑里，堆成一座小山。

退出来的时候，腿是软的，手心全是汗。

这东西能用一次，用多了人先垮。

砖窑塌了半边，不漏雨，位置偏。

车开到，一袋不少。

老崔蹲在那堆粮前，点了根烟。

“昨晚你一个人在这儿搬的？”

“搬了半宿。”

“半宿九千斤？”老崔抬头，“我搬过。两个人也得搬到天亮。”

张卫国笑笑，没接。

接了就得编。编一句，后头得拿十句圆，越圆越像真的，越像真的，越容易被人记着。

老崔也没再问，抽完烟站起来帮忙装车。

九千斤拉回来，一起过秤。

一万一千加九千，两万整。

吴技术员蹲在秤边，把秤砣往后拨，又往前推，站起来把单子递过去。

“两万整。”

“差一两没有？”

“差一两没有。”

杨东生看了半天，转身走了。

赵长青站在秤边，看完整个过程，只说一句。

“记你一功。”

那天下午，粮站里传开一件事：张卫国那车粮，半路卸了九千斤，第二天照原数拉回来，一斤没少。

传到最后，成了“他那车粮会变”。

传这话的是库房的老魏。一边码麻袋一边跟人念叨：卸在半路，第二天全须全尾回来了，“这不是会变是什么”。

张卫国那天正好从库房门口过。

他站住了，没进去。

“变”这个字，跟“偷”是一个意思。只是说得体面些。

他回屋，把本子掏出来，翻到记着九月那笔账的那一页，看了很久。

张卫国听见了，没解释。

解释就是承认，承认就是给人递话头。

第三天，韩大勇凑过来：“卫国，你那车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到底怎么搬的？”

“用手搬的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一个人。”

韩大勇看了他半天，忽然笑：“行，你厉害。”

人走了，张卫国站在库房门口，心里发沉。

这个说法传得太快。快得像有人在后面推。

下午，赵长青把他叫进办公室。

“坐。”

“昨天那九千斤，真是你自己搬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赵长青看了他一会儿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。

一截麻袋口绳，打了三个结。

“从你交的粮里捡出来的。”他说，“咱们粮站的袋口一律两结。三结的，不是我们的袋。”

张卫国的心沉了一下。

“这袋粮是外头来的。”赵长青把绳子收回去，“我不问从哪儿来的。只说一件事，下回再有这事，袋口得改。”

“主任。”

“我说了，我不问。”赵长青站起来，“去干活。”

张卫国走到门口，又被叫住。

“卫国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年头，能弄来粮的人不少。”赵长青说，“能弄来粮、还一斤不少交上来的，不多。”

张卫国出了办公室，站在院子里，忽然想明白一件事。

这个说法传得太快。快得像有人推。

放工路过传达室，老头喊住他。

“张卫国，有人打听你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没说名儿。”老头压低声，“问你这车粮怎么拉的，还问你是不是有路子。”

张卫国脚步一顿。

“那人长什么样？”

“戴个眼镜，说话咬字。”

他站在传达室门口，把这个细节记下来。

戴眼镜，说话咬字。

粮站里戴眼镜的只有两个：会计，和杨东生。

会计是女的。

那就是杨东生。

他没回头，也没去问。只把这件事，跟口袋里那张纸条放在了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