暮春三月，本该是草长莺飞、曲江流饮的时节，然而贞观二十四年的长安，却笼罩在一层无形的、源于朝堂后宫暗流的低气压之下。李瑾“辞官待罪”已近半月，流言虽在皇帝“严查”的口谕和御史台、内侍省的雷厉风行下（几名散布流言最广的宫人、清客被杖毙或流放），表面上有所收敛，但暗地里的波澜却愈发汹涌诡谲。萧瑀一系虽折了几个外围爪牙，但核心未损，反而因李瑾“失势”而气焰更盛，在朝中处处掣肘“督行实务”的后续事宜，对“格物所”的经费、人员也多有刁难。于志宁、阎立本等人勉力维持，亦是步履维艰。